不过，关键是优先发展海上丝绸之路。
数字技术从创造物质财富向辅助监管和治理的层面扩展。在主要依靠物质的时期，科技驱动的是手工艺术。
技术上，构建系统完备、高效实用、智能绿色、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，通过5G、大数据中心、工业互联网平台等新技术设施，夯实数字经济安全稳定发展的基础，提升数字经济安全的技术保障能力。但目前来看，信息化带动下的工业化还未达到高附加值的程度，我们要用数字经济带动制造业发展，还要从人口多的发展中大国这一战略特征出发，着力提升数字经济对农业的积极影响。有手机的人都可成为数字信息的发布者、掌握者、传播者、运用者，体现着治理的快捷、敏锐、准确、高效。一是在保证电商和数字消费持续繁荣的基础上，将精力更多用在增强智能制造的实力上。随着数字经济发展，全民都应培养数字化智能化时代必备的能力与素质，建立终身学习理念，以需求为导向，通过电脑、微信、电视等终端和载体，获取各种资源，接受学习服务和管理，坚持学用结合，培养良好的学习式生活习惯。
除掌握具有普及易用性技能，企业、单位、社会个人等不同对象要依据不同的技术要求开展针对性学习。二是多元治理主体和民主理念。从县级问卷样本数据看，全国工业企业经营情况整体向好，工业企业利润率指标2017年虽较2016年略降，但比2015年有所增长。
风险复杂化 财政经济运行出现新特征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稳步推进，地方财政经济运行出现诸多积极变化，新动能作用显现。在一二三产业趋同的背后，各区域实际发展质量却差距较大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，但也凸显出一些问题，主要表现在三去一降一补五项任务往往单独分项处理，产业之间、区域之间、部门之间协调不够，各项任务的目标不一致，同时过度依赖政府行政手段推进。而从规上企业亏损面指标看，2015年至2017年，全国呈现逐年上升趋势，东北地区在工业企业亏损面更大。
东部地区新旧动能转换速度加快，这得益于高技术更迭快、业态多元、产业融合发展，创新在技术、产品、市场、商业模式等各个层面全面体现。另一方面，要防范宏观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合成谬误。
（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2017年地方财政经济运行调研组 执笔：刘尚希 傅志华 程 瑜） 经济日报2018年04月12日 进入 刘尚希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。要注意区分个体风险向公共风险转化的条件。因此，在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阶段，应讲求整体观，围绕要素市场化改革推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升级版，通过劳动、资本、土地等传统要素的激活，以及创新、科技等新要素的注入，提升经济社会消化成本的能力，推动经济转型升级。这表明，经济风险实际上在以一种变形的方式扩散。
防范化解重大风险，地方财政是重点。但分区域来看，差异巨大，2015年至2017年，东部地区财政自给率远高于西部地区，财政能力区域不均衡的风险在扩大。一是财政事权过度下沉，既超出了地方的办事能力，也超出了地方的财政能力，治理失灵风险加大。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。
不可眉毛胡子一把抓，不分层次。特别是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呈刚性增长态势，加之应对环境修复治理、人口老龄化、城镇化以及补短板等都需要增加财政支出，一些地方收支矛盾较大，尤其是县级财政压力较大，财政运行风险上升。
这导致公共风险扩大，最后不得不由政府财政来兜底。东部地区因较早进行产业升级、科技创新，以及在教育、研发等领域的持续高投入，其第三产业保持高增长，成为其经济的主要支撑。
从问卷样本数据来看，税收收入占比（税收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例）2016年比2015年下降，省级样本从77.6%下降到75.7%，市级样本从60.12%下降到51.67%，县级样本从69.5%下降到69.1%。东部地区经济呈现高质量增长。分析风险的深层次原因，主要来自于体制变迁中的两个没变，即改革有进展，但风险大锅饭没变，小马拉大车没变。原因一：风险大锅饭没变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应当看到财政在风险综合防治中的枢纽地位，不可能离开财政去防范化解其他领域的风险。究其原因，主要在于改革建成了激励机制，而构建风险约束（分担）机制还只是刚刚破题。
如义务教育、社会保障、三农问题、生态环境等新增事权的制度设计，大都采取自上而下的形式，并以上级决策、下级执行方式来实施，把事权层层下移，导致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有心无力。这与经济增速下滑有一定关系。
要素的市场化是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关键。在此背景下，要从整体上认识风险的复杂性，准确把握财政风险、金融风险和经济风险三者关系，提升化解风险的综合能力。
第三，优化宏观政策目标，打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升级版。其七，银行不良贷款规模扩大，金融风险隐患不可小觑。
东北地区产业结构呈现被动优化，在经济不景气背景下一产和二产出现不同程度的萎缩，导致三产比例上升。东、中、西和东北地区第一产业均呈下降趋势，第二产业基本持平，第三产业均呈上升趋势，且均接近于全国平均水平44%。即利益大锅饭已被打破，而风险大锅饭依然如故。从问卷调查县级样本数据看，2015年至2017年，全国样本县GDP增速均属中高速增长，但区域分化明显，东北地区增长乏力尤显突出。
从整体来分析，降低当前面临的经济社会风险，往往是以财政风险可控为条件的。小马拉大车，一是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财力与事权不匹配，导致财力小马拉支出大车。
上面点菜、下面买单和基层政府小马拉大车情况普遍。从横向区域维度来看，一些指标在地区之间表面上趋同，但实际发展质量差距较大，经济区域分化出现新特征。
第二，推动政府治理改革，警惕政府自身制造风险或产生合成谬误。因此，出现了改革进展与现有风险的复杂性和隐蔽性难以适应的情况。
据财政部统计数据，2017年，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为7.4%，呈现中高速增长态势。近年来，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稳步推进，地方财政经济运行出现诸多积极变化，新动能作用显现，但风险也在日趋复杂化。二是越到基层政府，其可支配财力越小，支出责任越大。四是在各届政府之间，本届政府可以通过大量融资来搞各种建设，只享受由此带来的各种好处，而风险却总是金蝉脱壳推给下一届政府。
当前，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，要求经济、社会、文化、生态等各领域统筹、协调、全面发展，社会风险也呈现多领域互相作用、更加复杂的特征。东北地区指标也已呈回暖态势。
其五，财政收入保持中高速增长，但收入质量风险不容忽视五是区分公共风险与个体风险，明晰风险责任。
六是连结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，通过数字技术为公共风险管理提供支撑。一旦出现缺位、越位和错位，公共风险管理就会失效，甚至衍生出更大的风险。
